陕西省茶文化研究会的介绍
2009年6月6日，陕西省茶文化研究会成立大会召开。下面是学习啦小编精心为你整理的陕西省茶文化研究会的介绍，一起来看看。
陕西省茶文化研究会的介绍
陕西省茶文化研究会与以往参加的民间社团组织不同，此次大会的规格非常之高，属特重量级的大会。规格的高低就所有参会者的通讯工具都被屏蔽足以说明点什么。原全国政协副主席杨汝岱，原省委书记安启元，原浙江政协主席、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名誉主席刘枫，陕西省政协主席马中平，杨永茂、景俊海、张伟等副省级以上领导，丁全德、李炳武、曹莉莉、李三元、雷生辉等近二十位省厅级领导，程启坤、丁文、张淑珍等茶界人士，钟明善、释增勤、胡成林等各界人士共三百余人参加此次大会。
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研究茶文化是认识和弘扬传统文化精华的重要途径。茶文化是以茶为载体，涉及科技教育、医疗保健、经济贸易、餐饮旅游、文学艺术、历史考古、民族宗教等领域。一元载体展现为多维辐射，多维辐射统一于一元载体。茶文化具体表现为物质与精神、历史与现实、民族与国际、学科与生活、高雅与平民的五个统一的特征。
“茶”关乎国计民生，尤其对民生的关系极大。
陕西省茶文化研究会的成立，对茶文化的挖掘和发展、茶经济的助推和促动有极大的作用，在茶的领域内起到指导、协调、整合、推动的作用;有了同其他涉茶团体的交流与合作的平台;将会对西北地区的茶文化、茶经济产生很大作用，向西北地区辐射、覆盖。
一个社会团体组织，要想具有顽强的生命力，要具有朝气和活力，必须策划一些有益的、实效的活动;要对茶文化进行挖掘、提炼、弘扬，并要大力宣传。
“茶为国饮”，通过陕西省茶文化研究会这个平台让茶文化的内容和内涵更丰富、更精彩，使茶经济更快、更强的发展。
陕西省茶文化的历史
第一，居住在陕西南部的古代巴人是中国最早种茶、用茶的民族
巴蜀茶文化在中华茶文化中的历史位置已有定论，“巴先蜀后”也已为学界认同。
先说这个“巴先”。生活在荆巴茶文化圈的古代巴族是一个庞大的民族。据山海经·海内经》、《水经注》、《汉书·地理志》、何光岳《南蛮源流史》、《路史·国名纪甲》等典籍作综合分析，可以确认古巴国在夏代(前2070——前1600年)之前就已在汉水流域立国，“川山之间皆为巴族的根据地，似可假定”(童书业《中国古代地理考试论文集·古巴国辨》)。顾颉刚所编《中国历史地图集》也将“巴方”标在汉水流域的黄金峡地段。此后到商代(前1600——前1046)，陕南的巴人东迁至今河南雎县东部建立巴方国。商王武丁时(前1250——前1192，在位59年)，商王妻妇好率军攻巴方。《殷墟文字乙编》记载：甲骨卜辞有“辛未卜，争，贞妇好气从沚■(左‘盾’右‘戈’)伐巴方”。巴方国力不济，被迫迁往今山西永济一带。商王穷追不舍，巴方退避三舍，继续西迁至今陕西渭南市东北30里的巴邑镇一带，并投靠岐周。此后，巴方南迁至汉水中游，在今陕西南部安康、汉阴一带，也可算是“打回老家去”。《华阳国志·巴志》云：
周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著乎《尚书》。巴师勇锐，歌舞以凌殷人，前徒倒戈，故世称之曰：武王伐纣，前戈后舞也。
由此可见，参与武王伐纣的是居住在陕西南部的的巴人。而且，最初承担向西周(前1046年——前771年)王室敬贡义务的是陕南的巴人而不是“清江的巴人”。《华阳国志·巴志》记载：
……武王既克殷，以其宗姬封于巴，爵之以子。古者远国虽大，爵不过子，故吴、楚及巴皆曰子。其地东至鱼复(今四川奉节)，西至僰道(今四川宜宾)，北接汉中，南极黔涪(四川黔江及贵州道真、务川等)。土植五谷，牲具六畜。桑、蚕、麻苎、鱼、盐、铜、铁、丹漆、茶、蜜、灵鬼、巨犀，山鸡、白雉、黄润鲜粉，皆纳贡之。其果实之珍者，树有荔枝，蔓有辛蒟，园有芳蒻、香茗。
常璩在这里说得十分明确：巴族在西周初年成了宗周的封国，既是封国当履行封国的义务：所以当地出产的茶叶和鱼盐铜铁等各种方物，作为贡品敬献朝廷。还明确指出，东周建立后，巴国进贡的有野生茶(荼)和园栽茶(香茗)，说明当时茶叶的主要来源是野生茶树，但也有园栽茶树，巴人至晚在周代便已开始了茶叶的人工栽培历史，而且园栽茶叶的品质已胜过野生茶叶的品质。《华阳国志》是信史，可以认定，不晚于西周时代，陕南的巴人就已开始在园中人工栽培茶叶。因此，巴人种茶历史可追溯到3000年前这是不争的事实。
第二，汉唐时期因大规模移民的历史机遇陕西得饮茶风气之先
再说那个“蜀后”。在中国茶文化史上，若说是巴人最先懂得种茶和吃茶，那么是居住在川西的蜀人真正地把落后的吃茶习俗发展为高雅的饮茶文化，他们在饮茶上为天下先。
西汉文学家王褒的《僮约》订于西汉宣帝刘询(前90——前49)神爵三年(前59)，记载了“资中男子王子渊”从成都寡妇杨惠手下买了一个奴仆，名叫“便了”，双方订立“买券”，写明“便了”的职责是“烹茶尽具，己而盖藏”，还要“贩于小市”，牵犬贩鹅，武阳买茶”。武阳在今四川彭山，该县仙女山(古彭望山)山顶还有古茶园。《僮约》提供的信息表明：西汉刘询时代四川已有饮茶时尚，有了专用茶具，有了茶市，且有烹茶之法，这说明饮茶已非草创时期，茶作为饮料的历史还要提前数百年，也许始于战国时期或春秋末期。
陕西虽不是饮茶文化的发祥地，但与蜀地的饮茶文化有密切的历史渊源。据考证，川西的蜀族与黄帝族同源，祖居黄河上游。夏朝时，陕西秦岭以南与四川盆地同属梁州。陕西的宁强，原名宁羌，系卫州旧称，古属梁州。相传这里是古代羌人繁衍生息的地方。与产生饮茶文化的蜀不仅在夏商时同属梁州，而且在族属上同属氐羌一脉。宁强一带秦汉为葭萌县地。《华阳国志·蜀志》中说，蜀王别封其弟“葭萌”于汉中，号苴候，名其邑曰“葭萌”。明代杨慎作过考证：“葭萌，蜀郡名。萌音芒，方言蜀人谓茶曰葭萌，盖以茶氏郡也。”唐司马贞在《索隐》中注说：“苴，音巴，谓巴蜀之夷。”说明“苴人”大概是巴族移居四川以后繁衍出来的一支，是巴人的后裔。解读“葭萌”可以发现蜀人与陕南羌人、巴人的直接关系，不仅是地域、族属方面的关系，还见之于饮茶文化，也就是说陕西南部属于巴蜀茶文化圈的一个组成部分。陕南地区与四川盆地同属一个生态系统，如汉中从夏禹时代到南宋末年3300多年中，川汉之间竟有3080年的州郡合治史。著名史学家顾颉刚先生在本世纪40年代就提出：先秦时期秦岭之南即蜀境。并认为《牧誓》提及的跟随武王伐纣的方国，乃汉水流域之蜀人，而非岷江流域之蜀人。(见王炜林、孙秉君《汉水上游巴蜀文化的踪迹》)。
清代著名学者顾炎武推断“秦人取蜀而后，始有茗饮之事”。秦人取蜀第一次在公元前316年，即秦惠王更元九年，“司马错伐蜀，灭之”，灭蜀后徙奏民10000户到蜀地。顾炎武的话有两解：或说秦人迁移到蜀地后才学会了饮茶，或说秦人迁移到蜀地后教会了蜀人饮茶。饮茶是盛世之清尚，以经济状况和社会文明论之，蜀人应早于秦人知“茗饮之事”。因此，前一种说法成立，即公元前316年时蜀人已开始种茶、饮茶，并将此艺能传授给迁入蜀地的秦人。这和王褒《僮约》所反映的事实是一致的。
第三，陕西茶业历史悠久并在中国茶业发展史上写下辉煌的一页
西北五省惟陕西产茶，陕西茶的主产地又在陕南的汉中和安康两地区。陕南茶经历过唐前巴蜀茶、唐宋山南茶、明代汉中茶和清后紫阳茶、汉中茶几个历史阶段。至唐代，陕西茶进入辉煌时期。陆羽《茶经》记载全国茶叶生产情况时写道：“金州生西城、安康二县山谷。”即今安康、紫阳、石泉、岚皋几县沿汉江山谷。又云：“梁州生金牛、襄城。”即今宁强、南郑、汉中、留坝、勉县一带。中国茶业的重心也就是从宋代以后渐向东南倾斜。但陕南茶在中国西部地区独领风骚则是不容置喙的事实。《新唐书·地理志》载：“金州汉阴郡，土贡麸金、茶牙、椒、干漆。”“兴元府汉中郡土贡谷、红枣……柑、批杷、茶。”陕西茶作为商品进入市场，也自唐代始。据西安“清盛魁”茶行的传人回忆，他们家清代还保存有唐代在长安经营“山南茶”的帐册，上面记有唐代名臣秦琼、尉迟敬德买山南茶的帐务。这足以说明，唐代的陕西已有较成熟的茶叶市场，茶业的消费者不仅有普通的平民百姓，还有达官贵人。
宋代是山南茶打入大西北市场的时代。当时，山南人以种茶作为主要经济来源。苏辙《栾城集》中说：“洋州(今洋县、西乡等地)、金州(今安康地区)人户以种茶为生。”周靖文的《宋代的茶叶产区》一文言道：秦岭以南包括陕南的成都府路和利州路11州“岁产茶2102万斤”，占全国总产量的30%。苏辙《栾城集》中说：洋州(今洋县、西乡)、金州“人户以种茶为生”。宋熙宁七年(1074)实行“茶马法”，在京西路金州设买茶场6处，全陕西设卖茶场332处。当时，茶不仅是陕南农户衣食的重要来源，朝廷也奈此开辟财源和扩充军备。明代的汉中是陕南茶和蜀茶的集散地和贸易中心。汉中茶的产量最高达到500万斤(1557年)，合2500吨。
第四，陕西是历代封建王朝“茶马交易”国策的实施地和重要市场
早在唐贞元末年，朝廷为了固边，扩充军队，急需大批马匹，用于装备骑兵和运输粮秣，而西北地区的少数民族又急需大批茶叶，鉴于双方的需求互补，朝廷适时的设立边贸市场，用茶叶与西北的少数民族换马，开了茶马交易之先河。《新唐书·隐逸列传·陆羽传》载：“时回纥入朝，始驱马市茶。”山南茶的贡献就是为唐王朝换回纥马，是隐性的国防物资。
北宋末年，宋王朝与辽、金、西夏战事频繁，军马需求量大增，于熙宁七年(1074)规范边关茶马交易，诉诸立法，实施“茶马法”，茶马法规定了以茶易番马的具体办法。以茶换番马的好处有三：一可发展边贸，为国家广开财源;可买下番人的马匹，可以削番;三可提供国家军事上急需马匹，有了马可以强国固边。基于此，茶叶升格成为重要战略物资，这就有效地刺激了茶叶生产。由于少数民族习惯饮用山南茶，加之地理毗邻运输方便，山南茶和巴蜀茶成了朝廷以茶易马的首选。
熙宁七年(1074)后，属京西路金州所辖的茶区和蜀道茶叶贸易空前繁荣。雍正《敕修陕西通志·茶马志》载：“蜀道茶场四十一，京西路金州为场六。”全陕西卖茶的边贸市场共计有332处。榷茶政策的实质是带强制性的统购统销，由国家制定价格，低价收进，高价卖出，官方牟取暴利，既增加了国家财政收入，又解决了军队急需的马匹。国因马强，茶因马贵。当时一驮茶可换回一匹马，陕西每年输边茶叶20000驮，可换回20000匹马。南宋时马价增值，20000驮茶只能换3000匹马，朝廷每年购马11900匹之多。但这也是一种坑农政策，元符三年(1100)五月十一日，利州路兴元府南郑县丞李新冒死呈《上皇帝万言书》(见傅筑夫《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第3卷)为民请命。此文告诉我们：宋代茶风很盛，“摘山以为茶，民之朝暮不可缺也”。种茶的农民有专门户籍，谓之“园户”，即是宋代的“种茶专业户”，他们靠茶“赖以衣食，得之则生，弗得则死”。朝廷为了有效地杜绝他们私贩茶叶，实行严刑峻罚，一旦查出即下狱，一旦下狱即“五木巨械，钳首贯足，拷一逮寸，拷十连百，囹圄无虚”。这一“水火之政”打击了茶农的生产积极性，大大激化了国内的阶级矛盾。
明承宋制，不改以茶易马的国策。朱元璋认为“用茶易马，固番人心，且以强中国”。汉中茶作为间接的“国防资源”又升了级别，《茶法》90%的文字皆针对汉中茶和川茶《明史·食货·茶法》中言道：洪武四年(1371)“户部言：陕西汉中、金州、石泉、汉阴、平利、西乡诸县，茶园45顷，茶86万株。四川巴茶350户，茶238万株。宜定令每十株官取其一。无主茶园，令军士薅采，十取其八。以易番马。”但是“以茶易马，惟汉中、保宁”，“以汉茶为主，湖茶左之”，“如汉引不足，则补以湖引”。《明史》载：“用汉中茶300万斤，可得马30000匹。”100斤汉中茶可交换1匹回纥良马，可见当时汉中茶价之昂贵!朝廷鉴于边境烽火绵绵，敌国又善骑射，便加大了扩军备战的力度，以茶易马更见其重要，对汉茶的生产成了当务之急，逼得茶农“昼夜制茶不休，另废耕，女废织”(《西乡县志》)。为了控制茶叶的产销，朝廷立法限制私茶交易，乃至限制民间饮茶。《续文献通考·征榷考·榷茶》中云：朝廷规定“私茶出境者与关隘失察者律并凌迟处死”、“民间蓄茶不得过一月之用”。茶的产供销完全成了政府行为，全力以赴，故有效地促进了茶叶生产的大发展。加之明王朝由于遭到了襄阳流民起义军的打击，不得不废止“禁山政策”，大规模的移民开发推动了山区经济的发展。明成化十二年(1476)，陕西按察司佥司唐希文在呈文中写道：“成化年间以来，各省逃逸人民，聚集栽埴，茶株数多……新开茶园，日新月异，漫无稽考。”“连山接陇”。万历《陕西通志》卷8载：明正德七年(1512)以后，金州、汉阴、紫阳、石泉一州四县在官府注册的茶户为2000余户。陕南的茶叶产量在陕西灾震(1557)之前，“正额茶易马外，多开中以左公家，有至500万斤者”。
第五，唐代长安的宫廷茶文化辐射全国并确立了茶的国饮地位
中唐以后，茶道大行于天下，试问：茶风的中心在哪里呢?一般说来，中国数千年里皇权中心即是一切社会现象的发生中心，总是皇帝左右朝廷，京都领导全国。陕西长安作为大唐建都之地，成为一切文化现象的发源地和聚焦点而辐射全国，茶文化也不例外。
宫廷以茶为日常饮料始于何时呢?最早的记载见于东汉班固(27——97)《汉书·赵飞燕别传》，云：“帝(刘鹜)崩后(前7)，后一夕寝中惊啼甚久。侍者呼问，方觉，乃言曰：‘吾梦中见帝，帝赐吾座，命进茶，左右奏帝云，向者侍帝不谨，不合啜此茶。’”“啜者徐徐饮也，这说明汉代长安宫廷已有饮茶时尚，并认为这是高贵的享受，赵飞燕因侍帝不谨，声名不佳，连品茶的资格也不够。
迨至唐代，长安宫廷茶饮别开生面，推向极至，不仅前无古人，亦后无来者，在皇宫茶史中独步一时。
唐天子对茶事亦很投入。虽无唐太宗饮茶的历史记载，但冯贽《云仙杂记》中载以茶赐公卿大臣乃“唐故例”，“翰林当直学士，春晚困，则日赐成象殿茶果”几句话即言此事。弘化公主和文成公主的出嫁，陪嫁香奁中均有茶叶。唐太宗以茶为礼，自己焉能不饮!玄宗开元年间(713)后茶道大行，所谓“王公朝士无不饮者”，足见唐代上层社会茶风之盛。
唐天子重视茶事，认为茶是高贵饮料，以茶示恩宠便成了惯例。中国的社会是皇权社会，皇帝的好恶足以影响社会，宫廷茶事远离陆羽“俭德”原则姑且不论，唐宫嗜茶这一点实已确立了茶之国饮地位，大大推动了唐代茶叶的生产和茶文化的形成与发展，其正面作用远远大于负面效应。
长安宫廷茶事的另一个创举是“清明茶宴”。《唐食货志》载：“李隆基天宝(742——755)中，南岳贡茶，官符星火催春焙，山农苦之。”为何如此催逼?原因是天子要尝新茶，并要办一年一度的清明茶宴。唐代诗人李郢作《茶山贡焙歌》书其事，诗中云：“十日王程路四千，到时须及清明宴。”长安唐宫茶事是宫廷作派的物化，其精神追求是炫耀富贵权势，显示君临天下的威仪。唐天子好茶，士子们总是以皇帝的好恶为价值取向，所渭“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皇上嗜茶，士子焉能不好!唐宫茶风也正是通过长安的文人学士向全社会传播，产生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和文化效应，经济效益是刺激了茶叶的生产和销售，文化效应是文人响应，竞相饮茶，茶兴之余便是作茶诗、写茶文、描茶画，从而形成了五光十色而又底蕴深厚的大唐茶文化。
第六，法门寺唐代地宫系列宫廷茶具的发现是中国茶史划时代的事件
唐咸通十五年(874)正月初四日，唐僖宗归安佛骨于法门寺，以数千件皇室奇珍异宝安放地宫以作供养。地宫出土的咸通十五年(874)《物帐碑》碑文中言道：懿宗供奉“火筋一对”，僖宗供奉“笼子一枚，重十六两半。龟一枚，重二十两。盐台—付，重二两。结条笼子一枚，重八两三分。茶槽子、碾子、茶罗、匙子一付，七事共重八十两”细而言之，这套系列茶具包括有：鎏金飞鸿球路纹银笼子、壶门高圈足座银风炉、鎏金壶门座茶碾子、鎏金飞鸿纹银匙、鎏金仙人驾鹤纹壶门座茶罗子、鎏金人物画银坛子、摩羯纹蕾纽三足架银盐台、鎏金伎乐纹调达子、鎏金银龟盒，另有系链银火筋、琉璃茶盏、茶托等13件。
这套茶具表明了唐代宫廷茶道的存在和基本特征。这套系列茶具的出土说明了陆羽创制了茶具二十四器，地宫系列茶具的出土提供了实物佐证;向世人展示了大唐宫廷茶道的存在和独特风貌，由此可探知独具特色的宫廷茶艺;它是唐代茶道文化最真实的体现，证实了陆羽所提倡的茶道文化的真实存在;地宫茶具的文化质点是三教融合，较明确地体现了佛教茶文化与宫廷茶文化的相互沟通;标明了博大精深的大唐茶文化的历史源头和最高层次，填补了茶文化史研究的空白，为唐代茶文化研究开启了新的思路。
因此说，法门寺地宫茶具的发现是茶文化史上的划时代事件，正是因了这一发现有现在以法门寺地宫茶具为核心所开展的茶文化的研究，而且我们相信因此会引出世纪之交中华茶文化研究的精彩篇章。
第七，因长安宫廷茶文化而出现的贡茶之制对中国茶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为满足长安宫廷饮茶的需求，于是有了贡茶之制。四川最著名的蒙顶茶在唐代列为贡品，有诗云：“蒙茸香叶如轻罗，自唐进贡入天府。”
唐代贡茶始于高祖武德三年(620)，完善于中唐。唐代贡茶制度很严格，要求定点、定时、定额纳贡，包装考究，进贡仪规也容不得半点马虎。因为这正是显示臣民忠心和帝王威仪的时刻。据《新唐书·地理志》记载：高祖武德三年(620)，庐江郡上贡的茶名“黄芽”。次年扩大进贡范围，增加了4郡，唐肃宗至德二年(757)山南道汉阴郡(今陕西紫阳)的毛尖茶荣幸地列为贡品。贡茶如一面历史的镜子，暴露了封建统治者的穷奢极欲，反映了劳动者受压迫受剥削的悲惨现状，这是问题的一面。但另一方面，贡茶又有很多积极作用，得充分肯定其历史意义。确定贡品，实际上是一次名茶评选活动，如士子登科及第，一朝选在君王侧，便身价百倍。这无形中培养了唐人的“精品意识”，刺激了茶农们培植名品的积极性。于科技方面言，唐代植茶技术、制茶技术、储茶技校乃至旁及茶具制造的工艺、产品包装的不断改进无不与贡茶之制有关。
第八，中国茶文化在海内外传播唐代长安是最重要的中心
文成公主是唐太宗(599——649)李世民宗室养女，后来嫁给了吐蕃王松赞干布，对促进汉藏两族人民的友好关系和经济文化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旧唐书·吐蕃传》载：贞观十五年(641)，太宗以文成公主妻之。《藏史》载：“藏王松岗布之孙(即松赞干布)时，始自中国输入茶叶，为茶叶输入西藏之始。”在松赞干布之前藏族与茶无缘，是文成公主以茶为嫁奁之物带入西藏，并开始了中原与藏区的茶马交易，唐代名茶大批输入藏区，首先成为吐蕃上层人士的时髦饮品，并以囤集茶叶显示富贵。据《唐国史补》记载，一次唐朝的使者到吐蕃，烹茶帐中，吐蕃的赞普问他煮什么?使者神秘地说，这是“涤烦疗渴”所谓“茶”也。赞普不以为奇，平静地说：“我亦有此。”才命出之，以指曰：此寿州者，皮顾渚者，此蕲门者。此昌明者，此邕湖者。此后藏族茶叶消费一直呈上升趋势，按人均今己居全国第一。文成公主开藏区千年茶风功不可没。
关于日本茶道的历史，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在日本茶道发展的重要时刻，都是日本在华学问僧充当传播使者，且作出了彪炳青史的贡献。
日本国在隋唐260年里先后派出19批(两批未达)。公元803年，即唐贞元十九年，日本国遣藤原葛野磨等入唐，僧空海、最澄等同行。是为第17次遣唐使。他们到来的时节，正值中唐，此时陆羽《茶经》风靡全国，饮茶己成比屋之饮，这些僧人入乡随俗，耳濡目染，亦成茶僧。如空海(774——835)居长安青龙寺学习佛法并学会了饮茶，应召去宫廷游法，皇上以茶招待高僧。空海留学两年后回国，于弘仁四年(815)呈给嵯峨天皇的《空海奉献表》中汇报在华日常生活，云：“观练余暇，时学印度之文;茶汤坐来，乍阅振旦之书。”另一位高僧最澄(767——822)归国后在京都比睿山修建了延历寺，建立了日本的天台宗，他还带回了中国的茶籽，种在日吉神社的旁边，成为日本最古的茶园。在空海、最澄之前，高僧永忠己在华留学20余年，大约是公元777年来华，与空海、永忠同年归国。约30年的留学生活使永忠成为日本国第一茶僧，他归国后掌管崇福寺和梵释寺，率先引进中国的寺院茶礼，据《日本书纪》弘仁六年(815)4月的一项记载，说嵯峨天皇游幸梵释寺，“大僧都永忠手自煎茶奉御”，这一非凡之举为饮茶敲开了沉重的宫门，为日后茶成为日本国饮立下头功。嵯峨天皇于两个月后(815年6月)命令京畿内地区及近江、播磨等国种植茶叶，以备每年进贡用。这就是日本的“御茶园”。永忠、空海、最澄三位高僧给日本带回了中国佛教与中国茶。就饮茶而言，最先形成的是宫廷茶文化，鼎盛于弘仁年间(810——824)，学术界称之为“弘仁茶风”，以多才多艺的嵯峨天皇(809——823在位)为茶界领袖。弘仁茶风与中唐茶风一脉相承，饮茶不仅仅为养生延世，并被视为高雅、时髦的文化。这是一个全面学习唐文化的时代，茶文化是学习引进的重要方面。弘仁茶风是日本茶苑“东风第一技”，是艺术奇葩，诞生伊始便具很高文化品位。
唐代全国茶叶产量约80万担——100万担，人均2.4斤左右，是建国后人均数的4倍。不难推知，唐代茶叶的出口量很大，沿丝绸之路输往中亚、东南欧和北非占有相当大的比例，是外贸的主体商品之一。丝绸之路是谁凿通的呢?是张骞(?——前114)两次奉汉武帝之命出使西域，发展了汉朝和中亚各国人民的友好关系。张骞是西汉汉中成固(城固)人，他生于斯长于斯，对陕南当时出产的茶叶应当十分了解。可以说，丝绸之路实乃丝茶之路。明、清至民初，陕西茶在大西北市场占有很大的份额，且仍旧沿着丝绸之路运销西亚伊朗、土耳其、阿拉伯、伊拉克，及北非的埃及、得黎波里、突尼斯、摩洛哥、阿尔及利亚等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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