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茶道的禅宗精神内涵
日本茶道的禅宗精神内涵
禅宗和茶道曾在日本文化史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在当今的日本社会生活中，其深刻的内涵和特征依然是日本传统文化的重要表征，下面是学习啦小编精心为你整理的日本茶道的禅宗精神内涵，一起来看看。
日本茶道的禅宗精神内涵
传说南北朝梁武帝时期，印度菩提达摩传法于中国。菩提达摩始成为中国禅宗的初祖。之后宗派林立，枝叶茂盛，盛唐时得以定型。这期间主要由唐代六祖慧能所确立的南宗禅盛行，其宗旨为“以心传心，不立文字”，并以其“不离世间，明心见性”的修行理念和庄子哲学思想相互融合，成为中国禅宗的主流。南宗对禅的修行方法和教义进行了简化，主张“顿悟”的空无观，所谓“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主张“相对论”，这种近似道家的阴阳转换思想;认为佛在“心内”，提倡修行不必苦修身心，也不必出家坐禅，只要在日常生活起居中保持一种心灵境界的超凡脱俗，做到无心不动念就是成佛。这种中国化的教义和修行理念很快被深受传统儒家思想熏陶的中国老百姓接纳并盛行起来，慧能的“顿悟成佛”之说也就成为了禅宗正法中的核心思想。到了晚唐几乎垄断了整个中国佛坛。唐末五代时期，南宗一系分流，发展为五个流派。临济宗是其较大流派，临济宗在北宋中期又分成杨岐派、黄龙派。南宋以后最为盛行的流派是南宗五派中的临济宗和曹洞宗。
定型于盛唐的禅宗是佛教中国化进程中两种不同文化间的变异和同化并进而形成的另一种佛教宗派形态。它是中国历史上大规模接纳和认同外来文化的革新运动，是东方文化的一朵奇葩。因为，从印度传教过来的佛教只有禅而没有禅宗，禅宗是典型的中国文化精品。它融合了中国的道家、儒家以及印度的佛教精华，成为最适合中国士大夫另一种口味的宗教形式，是中国化的佛教，是中国哲学思想与印度佛教思想相结合的产物。它道以修心达成真人，儒以诚心修成圣人，佛以明心见性成佛，其思辩性和思想性对于中国乃至日本等亚洲国家的思想、艺术、文化等各个领域，都将产生巨大影响。
约公元1192―1333年，日本镰仓时代，贵族佛教和国家佛教逐渐丧失统治地位，这时注重内心信仰的人们，对禅的钟情和强烈兴趣开始重新唤起。与此同时，荣西明庵(公元1141―1215年)传中国临济禅于日本，道元 (公元1200―1253 年)传中国曹洞禅于日本，并由此形成日本禅宗两大流派。荣西明庵和道元两位禅师成为最先将中国禅宗传入日本的佛教大师。他们将中国禅宗发扬光大，在吸收中国南宗的同时，将其运用到日本生活及茶道、武士道等诸多领域，使其成为日本禅宗文化的思想主流。
日本茶道与禅宗的关系
一、从历史渊源上看，日本的茶道是由禅僧从中国引进的
翻开日本茶道的发展史，我们可看到，茶道不是日本传统文化所固有的，而是由中国传入的。
所谓“茶道”，就是在日本历史上形成的一整套饮茶礼仪或方式。显然，是先有“茶”，然后才有“茶道”;而种植、制作和饮“茶”，都是我们中国人的发明。 我国是种茶、制茶、饮茶最早的国家。据战国时期《神农本草》记载，我国早在仰韶文化时代，已发现和利用野生茶树;宋代王象之在《舆地纪胜》中关于“西汉有僧从岭表来，以茶实植蒙山”的记载，则是我国在西汉时即有人工种植茶树的最早记录，四川名山县蒙山甘露寺在明熹宗二年(公元1622年)重修时所作“碑记”中关于“西汉有吴氏法名理真，俗奉甘露大师者，自岭表挂锡兹土，随携灵茗之种而植之五峰”的记载，则表明最早人工种植茶树者为甘露大师吴理真;唐肃宗乾元元年(公元758年)陆羽著《茶经》三卷，则表明我国已形成了系统的种茶、制茶和饮茶理论。 日本的茶是镰仓时代(中国唐、宋时代)从中国传入的。在唐代，饮茶之风盛行。据称，此风起自“僧人坐禅，以此醒神而驱睡意”，此后“转相仿效，遂成风俗”，以致成了“比屋之饮”，客至必以茶示敬。(见《萍州可谈》)当时，日本派大量留学僧来华学习中华文化，中国人饮茶的习俗当然也为其耳濡目染并作为学习的对象。日本兴德王三年(公元828年)，“入唐回使大廉持茶种子来。王使植地理山，茶……至于此盛焉”。从新罗以来，入唐的僧人增多。唐文宗开成五年(公元840年)，日本慈觉大师园仁(795-864年)从长安归国，唐朝皇帝赠给他的礼物中，就有“蒙顶茶二斤，团茶一串”。(见〔日〕大石贞男：《日本茶业发达史》，东京1983年版)后来，日本禅僧荣西又从南宋带回了茶种，日本茶的品类日渐丰富。如获至宝的日本，逐渐将品茶习惯与禅的精神和本国文化传统结合起来，发展为一种高度讲究的文化修养，将沏茶、喝茶演变成一种生活艺术，才逐渐形成了闻名遐迩的“茶道”。
日本禅僧不仅是中国茶的引种者，也是日本茶道的创立者。早期茶道包括“吃茶法”和“抹茶法”。“吃茶法”是1109年(延历23年)由随遣宋船入宋的空海、最澄等留学僧传播到日本的;中国“抹茶法”也是由1168年和1191年两次入宋的日本禅僧荣西回日本传播的。荣西所著《吃茶养生记》，成为日本茶道的早期文献之一。日本茶道形成的重要人物，如村田珠光、武野绍鸥、千利休等等，大都对禅道有较深的研究。有的如村田珠光，本来就是一个禅僧。村田珠光将禅的精神与饮茶方式相结合，创建了“四叠半茶室”，确立了茶的根本在“清心”的理论，才标志着日本茶道的基本形成。此后武野绍鸥的“茶禅一体”、千利休的“和、静、清、寂”等等，都是在此基础土的发展。 由此可见，种茶、饮茶之风，初起于中国的禅僧，又由日本的禅僧带到了日本，并发展成为“茶道”。这说明，茶道，一开始就与禅宗结下了不解之缘。为什么中国禅僧发明和发展起来的种茶、饮茶之风为日本禅僧所独钟呢?
其一，日本禅僧到中国来取经，自然对中国禅僧的生活习俗加以注意。自唐代以来，中国各禅林寺院饮茶之风盛行，几乎所有的寺院都设有“茶室”或“茶寮”，种茶、制茶和饮茶，成了许多禅寺修行的必修课目和生活方式。唐代大诗人元稹在其《一言至七言诗》中，就有“茶，…爱僧家”的说法。所谓“闲将茶课话山家，种得新株待茁芽，为要栽培根祗固，故园锄破古烟霞”，就是当时的“山家”(禅僧)以种茶为“课”的生动写照。有的如蒙山甘露寺的禅僧，自唐代以来，为了种植“贡茶”，还进行了细密的分工，专门设有采茶僧、薅茶僧、制茶僧和看茶僧，静居庵专管看茶，千佛寺专管茶园，大佛寺专管制茶、天盖寺专管评茶。到中国取经的日本禅僧，到处见到“山僧后檐茶数丛，春来映竹抽新茸” (唐"刘禹锡：《西山兰若试茶歌》)和“仙耶佛耶种茶人，锡杖飘然渺难驻”(清"骆成骧：《登蒙山饮茶》)的景象，自然要把中国禅院这种普遍的生活方式当作“真经”带回日本。
其二，同中国禅僧一祥，日本禅僧也远离尘世，身居丛林，整日坐禅修行，生活极其枯燥，医疗条件十分缺乏。经常饮用含有咖啡碱、多种维生素、茶多酚、氨基酸、蛋白质、矿物质、可溶糖等300多种对人体有益物质的茶水，不仅可醒脑提神，还有清热、利尿、健胃、消脂、强心、降压、防腐、净水等功效，对于防治伤寒、霍乱、肾炎、气管炎、慢性肝炎等疾患，亦有一定的辅助疗效。我国自古就有“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饮茶而解”的传说;唐代名僧释皎然也曾这样来概括饮茶的功效：“一饮涤昏寐，情思爽朗满天地;再饮清我神，忽如飞雨洒轻尘，三饮便得道，何须苦心破烦恼。”因此，日本禅僧对中国禅僧所发展的种茶、饮茶之风情有独钟，也就不足为奇了。
当然，中国的种茶、饮茶之风之所以发展成为日本的“茶道”，还与日本固有的文化传统有关(我们在后面将继续研究)。但仅从中国的种茶、饮茶之风首先由日本禅僧所发现、引进和发展这一点来看，也足以说明，日本茶道与禅宗，确实一开始就有不可分割的联系。
二、从内容来看，茶道和禅宗所追求的精神完全一致
饮茶可以“清心”。这本是我们中国茶文化的传统。三国时，华佗在《食论》中就有“苦茶久食益意思”的说法，至今我们在盖碗茶的茶具上，仍然可以见到“可以清心也”的字样。所谓“清心”，就是排除杂念和烦恼，使心地清澈和纯净。
日本茶道正是继承发扬了中国茶文化的这种“清心”的传统，并使之与禅宗的“直指人心”结合起来，形成了所谓“茶的心”。从茶道和禅宗所追求的精神境界来看，它们之间有许多相同之处。
日本茶道的创造者和发展者们，对茶道的精神有过许多论述，如武野绍鸥的“佗”，即“正直、慎重、不骄”和“茶禅一体”;村田珠光的“清静禅悦法喜”;千利休的“能和、能敬、能清、能寂”，等等。归结起来，茶道所追求的，是一种古朴自然、恬静幽闲、平和敬爱、清心寡欲的境界。而正是在这些方面，我们都可以明显地看到禅宗的精神和印迹。
首先，茶道和禅宗都追求古朴自然。
众所周知，日本本土文化以原始“神道”为根基。而原始神道与西方的理性主义和中国的理想主义不同，它淡薄理性的玄想和超越平凡生活的更高远的精神境界，而主张立足于平凡生活的自然和朴素的真实。禅宗和茶道作为“生命哲学”和“生活艺术”，正好与这种文化相吻合。禅僧或隐居一山，或长期行脚于名山大川之间，过着“选得幽居惬野情，终年无送亦无迎;有时直上孤峰顶，月上披云笑一声”的生活，对于大自然有一种特殊的体验和情感。禅宗的寺院称“丛林”，日本禅僧的名字，如瓦屋能光、青原行思、洞山良价、芙蓉道楷、拙庵德光、中岩圆月、孤峰觉明、高山慈照、虎岩净伏、古林清茂、兰溪道隆、篙山居中、古岳总亘、灵山道隐、古梅无友、南山士云、，环溪惟一、空谷明应、梅山闻本、月泉良印、竹居正遒等等，均取与大自然融为一体之意。因此禅宗主张“即事而真”，“梵我合一”，“大我”(宇宙)和“自我”(心)合一。(池田大作：《展望21世纪》第399页)在它看来，自然界的山川河谷、日月星辰、花丛鸟鸣，都是心灵的映射，都闪烁着宇宙精神。所谓“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正是这种“梵我合一”，从自然界的“事”中悟出“真”蒂，达到“返朴归真”的境界的写照。
茶道吸取了禅宗的这种古朴自然的精神。茶道所追求的不是某种理性或理想，而是一种具体、现实的生活艺术。它将禅宗的“即事而真”和“梵我合一”的思想融汇于点茶、饮茶的艺术之中，使人们在茅屋农舍般简朴的茶室中，使用古朴的茶具，享受“孕灵资雨露，钟秀自山川”(宋。徐铉：《和门下殷侍郎新茶二十韵》)的大自然的赐予，体味来自大自然的灵气。至今日本大都市摩天高楼鳞次栉比，但茶室仍保持古朴自然之风，与现代化建筑相映成趣。
其次，茶道和禅宗都追求恬静幽闲。
禅宗的，“禅”(梵文Dhyana)意为“静虑”，可见“静”是禅宗的重要宗旨之一。禅寺均在幽静的深山，禅僧“栖神幽谷，远避尘嚣，养性山中，长辞俗事”(《愣伽师资记》)，过着幽闲自在的生活。故禅宗主张清静寥寂，避尘世之喧嚣，求丛林之宁静;除人间之烦恼，得心灵之静谧。因此，对真正的禅僧，任何外界的干扰都无济于事。日本禅僧，也常常以“寂”、“静”(净)、“孤”等字入名，如“普寂”、“信寂”、“心寂”、“空寂”、“寂室无光”、“通幻寂灵”、“宝庆寂圆"、“天童如净”、“无象静照”、“孤峰觉明”、“孤云怀奘”等等。
茶道也吸取了禅宗的这种恬静幽闲的精神。茶道的创立者们，无论是武野绍鸥还是千利休，都要求在茶会中贯穿幽闲、恬静的情趣，要人们在茶中去寻找和体验禅的那种枯淡闲寂的精神。因此，在日本的茶道中，不仅茶室的去处闹中取静，布置典雅静谧，而且茶会的气氛恬静安适。人们在百忙之余，悠闲地坐在与尘世忧患相隔绝的茶室中，听着沪子上水的沸腾的声音，看着茶师们优雅的点茶姿态，体味人生奔波中难得的片刻宁静与休闲，简直是一种高雅的享受。
第三，茶道和禅宗都追求平和敬爱。
日本禅宗的直接来源是中国的南宗。中国南宗具有农禅特点，即禅众群体而居，“作”(劳动)“坐”(坐禅修练)并重;集体劳动，“上下均力”。这种禅众共同劳动、共同修练，一律平等的宗教社会主义式的生活方式，与日本注重群体、提倡人际关系亲和的文化传统正好相符。这也是中国禅宗为日本民族喜爱和接受的重要原因。禅宗传入日本后，这种精神进一步得以光大，使禅宗的平和敬爱精神成为日本民族的基本习俗。
茶道当然也吸取了禅宗的这种精神。千利休把“能和”、“能敬”置于茶道精神之首，可见禅宗所提倡的平和敬爱在茶道中的地位。茶道的主旨，在于在点茶、饮茶的过程中，通过对艺木的欣赏和对茶人的心的体味，达到一种人我两忘、主客不分的感情境界。日本茶社不同于中国式“人一走，茶就凉”的茶馆，也不同于西方视顾客为“上帝”的主仆关系，而是努力营造一种茶和饮茶者之间平等的互敬互爱的“一家人”似的“亲和感”。这也是人们一进茶社，烦恼顿消的原因之一。
最后，茶道和禅宗都追求清心寡欲。 禅宗是一种“心性学”，他引导人们通过自我心性的修练，达到“清心寡欲”的境界。在禅宗史上，无论是神会的“无念”(与外物接触时，心不受外境影响)，慧能的“无住”(心不执著于外境)，还是普愿的“无心”(泯灭爱憎等情欲)，都无非是要人们修养心性，保持心地的纯净与清明，不受种种欲望所左右。日本文化“托其根于心”(〔日〕纪贯之语)，以至有的学者把中国、欧洲和日本文化区别为“理想主义”、“理性主义”和“心情主义”。因此，日本禅宗虽然宗派林立，但都以“无念”、“无住”、“无心”为信条。做到无念、无住、无心，虽身处尘世，却心无杂染，行无滞碍。这就是“清心”，也就是禅宗所追求的“即事而真”的“真”的境界。
同样，日本茶道也吸取了禅宗的这种清心寡欲精神。且不说茶自身的枯淡和茶室的简朴就可以使人抑制过高的欲望，也不说饮茶本身就有除烦安神之功效，即使是武野绍鸥的“正直、慎重、不骄”，千利休的“能和、能敬、能清、能寂”等茶道理论，也不外乎“清心”二字，、创造一种自心与自然合一、主心与客心合一的心理环境。
由此可见，茶道所提倡的“茶的心”的确是融汇了“禅的心”，而且二者是心心相印，真正做到“茶禅一体”。
三、从社会作用来看，茶道和禅宗都起着调节人们心理的作用
关于禅宗的社会作用，我国中唐荷泽寺禅师神会曾有言：“佛法东流以来，所有大德皆断烦恼为本”。(见《中国禅宗史》第153页)因此，引导人们摆脱世事烦恼，求取精神上的谧静，就成为“禅”的基本趋向和社会功能。
中国人民大学方立天教授曾经指出：“禅宗的根本精神就是越超。生命主体与宇宙客体等一系列人类所面临的矛盾，是禅宗的超越对象。其超越的结果主要表现在：使人的情感得以渲泄，烦恼得以排除，痛苦得到缓解，心绪趋于稳定，心态归于平衡”(见《武汉大学学报》1995年第2期)。这里的“超越”，就是克服或祛除宇宙客体和尘世生活对生命主体(自我)的一切束缚，以便乐观、超脱地对待一切事物。日本宗教学者铃木大拙在《禅与生活》中开篇即说，“从本质上看，禅是见性的方法，并指出我们挣脱桎梏走向自由的道路。由于我们啜饮生命的源泉，使我们摆脱一切束缚，而这些束缚是使我们有限生命时常在这个世界上受苦的”。这可以说深得禅道之要旨。 同样，茶道也有帮助人们消除烦恼之效。我国唐代诗人刘禹锡所谓“悠扬喷鼻宿醒散，清峭澈骨烦襟开”(《西山兰若试茶歌》)，讲的就是饮茶后烦恼顿消情境。只不过日本茶道以其独特的艺术形式，在引导人们消除烦恼、平衡心理中起着更为特殊的作用。
首先，饮茶本身就有驱除烦恼的作用。茶叶所含的咖啡碱，使人饮后神清意爽，热
茶可发汗，代替心理渲泄的作用。当人们心烦意乱或过分劳顿之际，一杯热腾腾的茶下
去，汗水一出，颇有“涤烦疗渴，换骨轻身”(〔宋〕吴淑：《茶赋》)之感。所谓“平身不平事，尽向毛孔散”(〔唐〕卢仝：《玉川茶歌》)，讲的就是这种机理。
其次，茶室的古朴静谧，使人如坐森山，好象置身于寂静的大自然之中，自然会忘却一切烦恼，产生“返朴归真”的感觉。
第三，在茶会中享受茶人亲人般的服务，欣赏点茶师优雅的艺术，会极大地转移人们的注意力，使人不得不将一切烦恼抛诸脑后。
第四，更重要的是，茶道所融汇和体现的禅的精神，不能不对饮茶者潜移默化，起到陶冶心性的作用，千利休提倡的“能和、能敬，能清，能寂”等茶道精神，已成为日本固有文化传统的一部分，人们一走进茶室，就自觉不自觉地受到这种精神的熏陶，真正起到“以茶可行道，以茶可雅志”的作用。
四、从形式来看，茶道的礼仪与禅宗的修行也颇为相似
日本民族是十分讲究礼仪的民族，茶道作为一种生活艺术和饮茶方式，当然就更加注重礼仪和形式。在日本茶道中，对沏茶的水、盛茶的器皿、送茶的姿态、饮茶的坐态等等，都有严格的规定。由干在日本民族看来，茶道和禅宗都是“啜饮生命的源泉，使我们摆脱一切束缚”的手段，故茶道的一招一式，都颇与禅宗相类似。
禅宗主张“栖神幽谷，远避尘嚣”，凡禅寺均处幽静森山。茶具必古香古色、自然清新，给人以重返大自然的美感。这与禅宗显然有相似之处。
禅宗主张“坐禅守心”。禅众静坐修练，可以达到“露坐松下，不知昼夜，蚊蚋集躯，如唼稿木”(《博山和尚传》)的地步。茶道中茶者盘膝而坐，与禅宗的“坐禅”颇为相似。
禅宗主张“念佛净心”，即通过凝心念佛，来排除一切外境的干扰，达到“清心”的目的。茶道中饮茶前必口中念念有词，道声“我领受了”，先感谢大自然的赐予，方才畅饮。这与禅宗的“念佛”亦不无相似之处。
禅宗主张“尊敬长老”。长老“上堂升坐”，“徒众”一律“雁立侧聆”，井然有序。茶道中第一杯茶必敬长者，点茶时必双手擎壶，送茶时必双手擎碗、齐眉举案。这
与禅宗敬重长老也极相类似。
……总之，无论从形式到内容，乃至社会作用方面，茶道与禅宗都有许多共同之处。正是这些共同之处，展现了茶道与禅宗不可分割的关系。
综上所述，茶道是日本民族的生活艺术，禅宗是日本民族的生命哲学。如同生命与生活不可分离一样，禅宗离不开茶道，茶道也离不开禅宗。正因为日本禅僧发现、引进和发展了中国的饮茶之风，才有了日本的茶道，也才使日本禅宗与人们的日常生活相结合而历久不衰;正因为茶道融汇了禅的精神，才形成了“茶的心”，也才使茶道有了生命的支撑而生生不息。这就是所谓“茶禅一体”——茶道与禅宗的不可分割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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